如何面对苦难的人生?(好天地)

如何面对苦难的人生?(好天地)

2019-1-30 HTD168 文化新闻

鲁迅:“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 鲁迅来自苦难中国的黑暗的深部,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的包围。人世最不幸的苦难均在他身上有所反映,他承担了所有的重负。家道中落、世态炎凉、经济重担、婚姻不幸、兄弟失和、论敌围剿,鲁迅一生体验的都是病苦、穷苦、悲愤、血污和恐吓,灵魂浸透荒寒、坚硬、粗糙和焦灼。
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任何有害的事物,拒绝任何形式的压迫,与黑暗激烈抗争与拼搏。他把现实中国和文化中国都看透了,冷酷绝望,不抱任何侥幸幻想。故而以纯然的背叛面目出现,不合作,不妥协,不帮忙,不帮闲,惟有对峙和战斗。《过客》中的过客正是鲁迅本人的画像,困顿倔强、眼光阴沉坚韧地走着通往坟墓的道路,独自承载着精神的创伤和的痛苦,“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那种由精神的创伤和阴暗的记忆所形成的不信任感,那种总是把现实作为逝去经验的悲剧性循环的心理探索,也常常会导致鲁迅内心的分裂。鲁迅经常用“铁屋子”、“死火”、“地狱”、“无物之阵”、“孤坟”、“深渊”、“冰谷”、“坟墓”、“高墙”、“灰土”、“火宅”、“牢笼”、“明枪”、“暗箭”、“坟”等来形容对存在的体验,并用“与黑暗捣乱”和“绝望的抗战”的方式应对苦难。鲁迅不是巧人、聪明人,他的性格与平和通达、中庸圆滑无关,他体验到的都是痛苦和罪恶,并逼迫自己作“绝望的抗战”,不作廉价的精神寄托。鲁迅称自己生活的世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人间“练狱”,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都体现在“历史中间物”自觉的精神定位里。
鲁迅笔下“眼光阴沉,困顿倔强”的过客,是一个“孤独者”,早已选定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过客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新生,他的心灵无法和现实达成妥协,只有通过行走反抗虚无。为了寻找意义,为了能够继续走下去,他拒绝了任何施舍、同情、爱和休息,他走过了黑夜、荒野和乱坟,奋然向西走去。对于过客来说,他的目标异常明确,他以毅然的勇气背弃了一切令他憎恶的过去和现在,他以自己的行走表明了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和对生命之真实存在的追求。在面对“生存真相被撕裂”的觉醒之后,依然要选择“走”,没有说“算了”,但方向的把握权属于自己。
这是一种残酷和冷漠中的个体尊严。 摩罗:“慢慢融入宇宙大生命” 摩罗曾经生活在底层,对体制和人性之中的虐害有着痛切的体验。在破败的乡村苦苦煎熬过着贫寒而又屈辱的生活,而后打工谋生和流浪游学,最后读研又在都市勉强立身,多年辗转的生活,自然对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摩罗曾在早年出版的《耻辱者手记》里这样说:“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摩罗的出现打破了昏聩、朦胧、浑噩、冥味的平庸精神世界,迅速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起点。钱理群先生因此称,摩罗承续上了鲁迅所开创已中断了的“精神界战士”的精神谱系。后来,摩罗在回答人民大学学生提问时反思说:“一个人只有承担得跟鲁迅一样多,才有可能比他走得更远。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句话就不要谈。很显然,在个人所承担的责任、苦难、痛苦、绝望以及反抗的猛烈与沉勇上,当代没有谁能跟鲁迅相比。”尽管,摩罗批评现实的丑陋、文化的疾患、精神的堕落,呼唤具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实际上还是一种集体主义式的思维模式,放弃了作为个体的责任。 在我看来,摩罗不是钱理群所说的所谓“精神界战士”,精神气质倒很象一个抒情诗人,就像他文章《站在自己墓碑上发问》中的毕巧林一样,在十二月党人进行社会变革失败之后,痛感社会层面改革的不通,回归到个人,开始新的灵魂层面的祈求。实际上呢,摩罗那里社会关怀相对较少,文章中更多关注的是信仰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反复言说上帝、爱、悲悯和宽容,意义也即在此。摩罗说:“不是有一个慈悲的上帝,站在东正教教堂尖顶上,时时呼唤着迷途的羔羊吗?毕巧林为什么不可以以其虔敬的追求之心,
博得上帝的抚慰吗?但是,不幸他生活在无神论占上风、上帝的辉光日趋暗淡的十九世纪,生活在一心要以人文主义理想来改造俄罗斯生活的俄国贵族阶级的文化传统中,要他将生命的热情从失败的痛苦中撤回,投向上帝的怀抱,这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实现的转变,甚至也不是毕巧林这一代人所能实现的。”这表明摩罗从毕巧林的不幸之中,开始明析了自己的精神出路。摩罗通过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消解了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不切实际的华丽宏大的精神期待,转向成为独立的个体,并走向对信仰的求索,因大地的绝望而走向对天空的仰望。摩罗最近在《低调地生活,低调地写作》一文中承认,早年对自己缺乏的省察,他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来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并反思到“可以把心思多多用于审视生命、体验人生,尤其多多用于细细体会那个超越所有个体生命的宇宙大生命。与其在俗尘中孜孜以求,不如与之隔着一条虚虚淡淡的小河,在柳枝摇曳的疏影中低调地生活,低调的写作,慢慢寻找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生物脐带和精神通道。”
摩罗对底层苦难生活的体验,使他过多感到了人在荒漠宇宙中的渺小,促使他关注生命和寻索信仰的根基。但在摩罗自觉实现了“精神界战士”的自觉变异之后,前期的激情不复存在。我要阐明的是,自救与救世,本就不是可分离的。自我找到精神的终极依靠,并不能使人因此安生。因为自我不是孤立的,是与社会关联在一起的。倘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改变,小环境—个人信仰建得再美也无用。一个人就算有能力把自己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仍然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球不存,人将安在的威胁问题。人把握世界的真实手段,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思想上,而在具体的践履的。摩罗称他最近几年以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从而避免知行脱节精神分裂,这当然说明了摩罗对内的省察。一个人的求真欲,倘只驻足在思维阶段,他至多只是个有着良好的求真愿望,但不是纯粹的求真者。他至多只能做到思想的真实,做不到实存中的真实。摩罗果真找到战胜苦难的方式吗?我不知道。
余华:“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余华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我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他甚至会在炎热的夏季睡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而丝毫不感到恐惧。正是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余华用他的笔无情地解构了现实的温馨和浪漫,这个世界和存在的真相**裸地暴露了出来:疯狂、暴力、死亡、鲜血、宿命、杀戮、妒忌、窥视、狂暴、自虐、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与许多作家相比,余华锐利、冷静、持久、执着,对人生、存在进行不懈拷问,对底层充满热情的关注。而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摆脱了死亡暴力、血腥的阴影,开始在生活中寻求慰藉和希望。小说《活着》则让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到了主人公福贵身上,家道中落、贫穷、战争、饥荒、亲人的相继死亡。而其他人物的苦难只是他的苦难的重复和强化而已。
到最后他只能和一条与自己同名的牛相依为命,苟延残喘。他用一生和苦难抗衡,遭遇苦难、在苦难中煎熬、度过然后遭遇。《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人物因欲望、无知、弱小,一次次地遭受苦难的考验。《许三欢卖血记》中的许三欢一生卖了十几次血,没有一次为了自己,甚至为了生活不得不频繁的卖血。总结一下,从三部小说来看,回忆、忍耐和幽默,是余华用来缓解苦难的办法。 围绕余华对待苦难的方式,以及余华的变化,批评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如谢有顺认为:作为个体,福贵和许三欢的存大可以被注销,但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滋生出来的恶、暴力、耻辱和苦难却是无法被注销的。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能乐观起来,所以,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遗憾的是,福贵和许三欢都不是承担的人,他们在苦难面前是顺从而屈服的;或者说,他们只承担了现实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忘记了,当福贵和许三欢在受苦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和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倾听后者在苦难的磨碾下发出的呻吟,远比描绘肉身的苦难景象重要得多。但余华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耗费在人物遭遇(福贵的丧亲和许三欢的卖血)的安排上了。我记得八十年代的余华不是这样的。”针对谢有顺这种观点,作家王安忆则坦然表示自己的喜欢:“余华的小说是塑英雄的,他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
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备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他不是悲剧人物,而喜剧式的。这就是我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在我看来,余华没有将福贵和许三观写成苦难的承担者,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为什么非要福贵和许三观这样的世俗凡人来承担呢?而余华为什么又非得要写“承担者”呢?他们已经承担了够多的现世的事实苦难,也让我们看到了够多的现世的事实苦难,这还不够吗?余华的小说之中,我们看不到传统作者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批判,没有政治教义的宣传。
没有力图改变人物们苦难生活的尝试。纯粹的展示了人物命运,让人物告诉读者他们的人生和故事。启蒙往往是由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形而上活动,余华的小说展示了知识分子以外的一个强大群体的生存空间。余华的视角,是民间立场。他曾这样说:“有的人跟我说,谁最近有一本书写得怎么好,好像是嘲笑小市民的。我一听就反感,不愿读,因为觉得这是个立场问题。我觉得现在我把自己放在起码不是知识分子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让余华来承担人文关怀的责任的确难为他了,他不是鲁迅、陀思妥耶夫斯或加谬,不能要求他去做精英知识分子。余华作为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严寒与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待生活中的苦难,他只有感到悲哀和同情,而不是悲悯与抗争。余华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博大的心灵与圣人情怀,这也是中国作家整体性的欠缺。正是从民间立场出发,余华的立场变得与知识分子立场不同起来,他说:“《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与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来是如何熬过来的。”余华还在自己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开篇就引用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教授自己的弟弟时说的一句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并且坦言自己被这话:“深深吸引”。
十分显然,作家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只是事实苦难的承担者,而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尊重小人物的活法,而没有采取知识分子的缓解方式,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按照知识分子立场来看,没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如果是鲁迅先生眼光来看,福贵或许三观与孔乙己、闰土甚至阿Q又有什么区别呢?用启蒙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一群,但是他们却不知这就是黑暗。作为底层小人物,面对苦难,他们除了象福贵一样忍象许三观一样一样卖血,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面对苦难,精英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放大自我,以压过现实,成就自我的主体性,福贵与许三欢在现实面前,却是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缩小主体性,通过消除自我主体性,来抢取现实对他们肉身存在合法性的认可余华拒绝超越和升华自己的人物,取消了上帝、未来、可能性及历史替代性选择,他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幸福不在彼岸,而就是此时此地;他温情脉脉地注视着笔下人物的生存,在他们遭受苦难、痛苦呻吟之际,则给他们以安慰。 王英琦: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人生的苦难是与生俱来的,毫无理由的。
王英琦从出生下来,就有系列不幸伴随着她。从谜一样被扔在雪地的弃婴,到童年少年时所受的凌辱,从青年时代的坎坷奋斗,到中年时代的孤绝凄凉;乃至三次大难不死,八年独身浪游;远嫁河南复又离异,回归故乡遭遇孽缘……众多的逆运苦命,挟带着心灵的耻辱,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她对苦难的心理承受力;天生敏感,长期处于自卑、焦灼、忧伤、恐惧、苦痛之中,遭受排斥,成见和歧视,对于她这样一个生存已被撕成碎片,在血水中煮、在黄连中泡大的人来说,通往救赎的路在哪儿? 在当代女作家之中,王英琦几乎是少数的异类。她对痛苦的超常敏感,对信仰的苦苦求索,都是异常残酷的。1984年以来,她就陷入致命的生存性的不安与恐惧之中,陷入价值的终极失缺状。她没有自己坐标和人生信仰,没有自己的判断力选择力拒绝力。她是一个天生有着似“浮士德”不幸精神倾向的女作家,一个一日不可无支撑无信仰的人,为此,她常常焦灼不安。
王英琦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活录了一个苦苦寻求真理寻求灵魂解脱人的生活轨迹。多年的求道经历,使她无法忍受心灵不在场的写作和真实性的折磨。在她的笔下,我看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和痛苦,她拒绝灰色中性,拒绝封闭自我的灵魂拯救,灵魂厮搏、人格分裂、人性渴望都是她所关注的,灵魂(生命力)在抵御外部压力所能够承载的深度,更是她所关注的。各种防御性手段和自虐都宣告失败,她开始向内开掘。找回自己,确立自己的身份,皈依信仰,“她不仅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审视自我,勇敢地承受命运的挑战,以爱以理性以信仰活着,将自己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将自身苦难与人类的认知之道打通起来,走出女性的狭小空间,冲出宿命的泥淖,拨开头上的迷乱星空,终于成为了自我的文人。”王英琦认为,任何外部超越都不是真成的超越,只有“向内型”超越才是彻底的超越,为此她认为,与其外部吞食肢解,不如自我解剖。她认为一个内在心灵尚未开启,不会审视拷打自己的灵魂,没有自己的信仰及信仰实践的作家,是不具备济世救世的能力。个体灵魂的拯救,是社会性拯救的先决条件。她认为,当前不是一个写作者如何言叙,如何启蒙拯救大众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自我认识自我,警醒自我救赎的问题。写作的回归,首先是人的回归。于是,怀疑自我、寻找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重塑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从感伤埋怨到主动担当,她体认了人生的痛苦、绝望、深渊、地狱,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
她以个体的全部赤诚和勇气去面对红尘,与俗世同修,苦乐同驻。她选择主动的受难,在苦难中了解生存真相,分析不幸不幸根源,发掘苦难的深层原因,加深人和人性的理解,以不懈的斗争改变命运,守住人的尊严,选择不与命运和逆境抗争的主动意识。经过多年的心灵磨难,终于找到了她的“上帝”,活出了基督的精神,与宇宙精神内在统一。从承认现实的苦难到承担现实的苦难,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将自己溶进信仰,纳入自我设计的人生目的中去。将欲望转为献身精神的基督徒形象,一个将生命与思想融为一体的哲学家的形象。史铁生:“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存在” 作为一个残疾作家,史铁生的苦难无须言说。他毫不讳言自己曾好几次**未成,但未遂的结果是使得他在炼狱中得以涅磐,他在《毒药》一文中借一个失败者的口说:“又何必这么急着去呢?”他说自己想了这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待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他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关于苦难,也是史铁生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他在书中经常谈到“残疾情结”,非常怛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史铁生1985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人生来就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史铁生说,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在史铁生看来,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成**,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唯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权,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有了对神的敬畏、感恩与赞叹,由是爱才可能指向万物万灵。 死,对于史铁生而言已不足为惧,当他决定重新享用活着的分分秒秒时,这才发现,人最大的苦难真实并非死,而是,活着。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这样说: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乞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的连丑陋,连愚味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会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泥水了,是一块没有感觉也没有肥力的沙漠。 史铁生说,看来差别永远是要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欢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上帝选择了史铁生去充任苦难的角色,选择他演一出荒诞剧,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而已。同时他承认“(神的)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会给你路”,所幸上帝总不吝啬给人可行的路,也愿意给人自由的意志。史铁生以球迷看球赛为例对“过程哲学”进行了论证,生活也和球赛一样,命运给人苦难,让你去奋斗去拼搏去超越,这一过程中你充满了渴望,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悲欢,可是才有了趣味和快乐。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人如果把生命的意义定位在目的上,那他迟早会失望,目的没有到达时是漫长的等待和煎熬,怎么也摆脱不了痛苦、焦虑和绝望。史铁生的作品让明了神性的存在,而没有证明神的存在。 本文摘自《经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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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UserABC
2019-01-30 14:23
人生中如果遇到苦难,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求神拜佛。”可以阅读关于苦难的书籍或读物。比如鲁迅先生的作品。遇到苦难,就联想到鲁迅,就可以获得信心。如果对于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觉得意犹未尽,可以阅读其他作者关于“苦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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